“举国体制”的是与非

(2008-08-23)

　　中国军团在北京奥运会上一路凯歌，获得奥运金牌总数第一的殊荣已无悬念。各国媒体在感到意外的同时，也试图解析中国狂揽金牌的奥秘。

　　除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主场优势，舆论普遍认为是“举国体制”为中国带来金牌大丰收。北京奥组委高级顾问魏纪中前天也承认，举国体制是有效的。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较早前更放言，北京奥运会后，举国体制仍是中国体育人才培养方面的主流方式。

　　崔大林今年年初解释说：“举国体制是中国几代体育工作者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摸索出来的符合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体制保障。这种体制就是在财力、物力有限的情况下，集中全国力量来办大事。中国竞技体育发展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举国体制有利于提高中国的竞技体育水平，并且也为其他国家所学习和效仿。”

　　不难看出，崔大林对举国体制充满感情。的确，举国体制意味着官方更多的金钱投入，这种体制不仅有利于提高中国的竞技水平，也给那些把体育成绩当政绩的官员带来了升迁机会和其他好处。他们自然是举国体制的捍卫者。

　　在另一些人眼里，举国体制臭名昭著，是计划经济和专制制度的产物，并与舞弊造假密切相关。在举国体制的重压下，中国运动员被迫进行魔鬼训练，以夺取金牌为政治服务。举国体制不仅已经过时，甚至很不光彩。

　　中国体育的确仍在沿用举国体制。不过，今天的举国体制与以前的举国体制已经有很大不同。在很多民众连饭都吃不饱的计划经济时代，官方出于政治考虑，把有限的资源集中用于体育竞赛，去争取打肿脸充胖子式的“国家荣誉”，这种让民众勒紧裤腰带来保障体育成绩的举国体制，显然不太光彩。

　　但在百姓生活水平提高，国力逐渐增强的今天，官方资助体育项目，尤其是资助那些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体育项目，并无不妥。事实上，官方在出资帮助运动员夺取金牌的同时，也拿出大量资金修建全民健身场所，健身站点遍布城镇。显然，这种对体育的投入与计划经济时代只为夺取金牌而实行的举国体制已有本质的不同。

　　中国也摆脱了过去只由体育行政部门负责训练运动员的单一模式。各类学校和俱乐部开始培养一些高水平的运动员，比如台球名将丁俊晖，就与官办体育没有多大关系。一些重要体育项目，如乒乓球、篮球、排球、足球的联赛都依靠大量的商业赞助才能维系。可以说，中国体育的市场化程度正在加深。

　　令人不解的是，中国的体育官员们为什么至今仍对举国体制津津乐道。或许这只是概念的差异，但在体育走向大众、走向市场、走向世界的今天，带有强烈计划经济色彩的举国体制还是少提为妙。